作(zuo)者:國務院(yuan)原(yuan)國有重(zhong)點大型(xing)企業監事會(hui)主席(xi) 馬忠智
2019-01-15 09:02來源:《中國證券》2018年第12期
根據國外經驗對證券市場監督管理,除了國家行政監管部門(通常有相對獨立的證券監管部門——證監會)進行行政監管外,還必須有證券經營機構(主要是證券公司)自律性組織——證券商協會進行自我約束管理。證監會與證券商協會各司其職,相輔相成,遙相呼應,共同監管,如同“一部車子兩個輪子”缺一不可。
1991年間,作為金融市場主管機關——人民銀行決定組建行業自律組織,便把我(時任人民銀行沈陽市分行副行長)抽調到總行,讓我負責組建信托業協會和證券業協會工作。我國金融改革以來陸續成立一些非銀行金融機構,除保險公司之外,最先建立的是信托投資公司并陸續兼營證券業務。隨著證券業務的發展,證券業務陸續從信托公司中分立出來成立了專業證券公司。因此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全國呈現“大信托,小證券”的格局。信托公司號稱“金融百貨公司”,金融業務包羅萬象,無所不及。證券公司業務較為單一,專業性較強。于是我本著先易后難的原則,決定先著手組建證券業協會(我負責把證券業協會組建起來之后,再沒有精力組建信托業協會了,結果信托業協會拖了十幾年之后才成立,期間信托公司被清理整頓四、五次。倘若當初我們先組建信托業協會,后組建證券業協會,兩個專業發展狀況將可能是另番模樣)。人民銀行金管司抽調宋會同志協助我開展工作,他熟悉業務,工作積極主動,文筆較好,在組建證券業協會工作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們在組建證券業協會過程中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協會稱謂問題。據了解國外通常稱謂為證券商協會,即證券公司協會,而當時我國只有少數幾家專業證券公司,絕大部分是信托投資公司證券營業部兼營證券業務,如果我們成立證券商協會他們將排除在外,從發展角度看這些兼營證券業務的證券營業部遲早要獨立出來成立專業證券公司,于是我們必須把凡是從事證券業務的機構都組織起來才行,于是便起名中國證券業協會,從而把專營和兼營證券經營機構全部囊括了進來。
遇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協會到國家民政部申請注冊時(按規定凡是帶“中國”、“中華”,“全國”,“國家”等字樣的全國性社團組織必須經國家民政部批準注冊),發現國家財政部同時也在申請注冊證券協會。于是我們主動向國家民政部匯報介紹證券市場基本概念,國外通行管理體制。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均有獨立的證券監管機構代表政府管理證券市場,同時還有證券商自律組織,如同一部車子兩個輪子,缺一不可。我國目前雖沒有獨立的證券監管部門,但國務院授權國務院證券辦公會議設在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證券主管機關職能。證券公司的設立和日常管理都是人民銀行審批和管理。最后,民政部采納了我們的意見,核準注冊了人民銀行組建中國證券業協會的報告。
遇到的第三個問題就是由于我國證券市場剛剛建立,其業務分工尚不明確,涉及多家部委,如國有企業改制成股份制要經過國家體改委和財政部審批,發行股票募集資金用于擴大再生產上項目要經過國家計委審批,用于技術改造項目要經過國家經貿委審批等等。為了減少成立證券業協會的阻力,便于今后開展工作,我們便把凡是與證券市場沾邊的有關部門領導都拉了進來作為證券業協會的副會長。協會會長由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正部級)郭振乾同志擔任,名譽會長請金融界德高望重的人民銀行老行長,全國人大常務副委員長陳慕華同志兼任。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協會的副會長除中國人民大學黃達教授和民政部副部長之外,其他副會長絕大部分均成為后來成立的國務院證券委員會的委員。
1991年8月(yue)28日中國證券(quan)業協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成立大會
1991年(nian)8月28日中國證券(quan)業協(xie)會(hui)在北京人民大會(hui)堂召開成立(li)大會(hui),陳慕華等領導(dao)在大會(hui)主席臺
1991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成立中國證券業協會;同年8月3日至6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協會成立籌備會議,我作為協會籌備組負責人主持了會議,人民銀行金管司金建棟司長出席了會議。1991年8月28日中國證券業協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正式成立大會。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郭振乾同志做了大會工作報告。證券經營機構會員代表123人參加了會議。出席大會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慕華、人大常委委員會委員張勁夫、國務委員兼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同志出席大會并表示祝賀;各大金融機構和北京市政府等單位負責同志以及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南朝鮮(韓國)、中國香港等6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界、證券界人士、亞洲開發銀行的代表以及一些國家駐華使館、金融界代表,共計500多人參加了大會。大會通過了協會章程,選舉產生了協會領導機構和人員,我被選為協會秘書長,負責日常具體領導工作。因為當時我正處在辦理調往總行工作的過程中,不便以人民銀行沈陽市分行副行長身份擔任協會秘書長,便以中國人民銀行高級經濟師身份出現(我于1987年榮獲中國人民銀行高級技術職稱評審委員會授予的全國第二批高級經濟師技術職稱,并榮獲中國人民銀行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我自證券業協會成立之日至1998年底,離開證券監管工作階段,始終兼證券業協會秘書長職務。在此期間我先后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證券管理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兼國務院證券辦公會議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國務院證券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兼中國證監會黨委委員等職務。在我兼任中國證券業協會秘書長期間正值我國證券市場開創階段,以協會名義先后開展了以下幾項主要工作:
一、1992年5-6月間,我以證券業協會秘書長身份在《人民日報》連續刊登14篇有關證券知識的介紹。我事先將寫好的14篇證券知識介紹一次性交給了人民日報社。當時《人民日報》只有4版,每隔一段時間在第二版,相對固定位置刊發一份連載稿件,每次大約占五分之一版面。這在全國普遍不熟悉證券市場的啟蒙階段,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迅速普及證券知識的作用。
二、參加國際證券商協會年會,積極開展國際交往和合作。資本市場是國際化的市場,雖然我國證券市場重新恢復和建立不久,十分脆弱,暫時還無法參與國際競爭,但不可能長期封閉,必須盡快走出去學習借鑒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驗,參與他們的活動盡快融入國際大家庭,與國際接軌。協會成立第二年,1992年3月29日至31日恰逢國際證券商協會第五屆年會(ICSA)在日本大阪召開。東道主日本主動邀請我國協會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議。我帶一名協會常務理事劉大偉和一名翻譯安四洋一行三人東渡日本赴會。這是我們第一次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性大型會議活動,盡管我們穿著當時國內時興的灰色西服,而人家清一色地穿著國際流行的深藏藍色或黑色西服,特別是在開會第一天正餐晚宴時,除我們仍然穿那套灰色西服之外全體男士全部穿著深黑色燕尾服,我們顯得格格不入,十分寒酸,弄得我們十分尷尬,很沒面子。盡管如此,因為我們后面有極具發展潛力的新興證券市場做后盾,加上我們不卑不亢、十分得體的表現,在活動中贏得了與會者的尊重。當即吸納中國證券業協會為國際證券商協會正式會員,并收到下屆會議舉辦國——法國證券商協會邀請出席會議。
為了擴大國際交往和學習機會,我國證券業協會積極與各國證券商協會聯系,組織國內證券公司到美國、日本、韓國等西方發達資本市場考察與學習,促進交流與合作。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證券業協會成立初期與韓國證券商協會的合作經歷。由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證券公司經費和外匯都十分拮據,出國考察較為困難。于是我們與韓國證券商協會協商并達成共識:雙方每年各派一個考察團,人數對等,互相考察訪問。雙方除往返機票自理外,落地后一切費用均由對方承擔,從而大大緩解了我國證券公司出國費用問題。一開始雙方每年各派5至10人互訪,即韓國來5至10人到我國介紹交流經驗,我們負責接待并承擔費用;同時我們再派出5至10人到韓國考察學習,他們負責接待并承擔費用,這樣雙方均可節約大量經費。由于韓國只有31家證券公司,而我國證券業協會有123個會員,照此下去韓國券商就可以很快輪一圈,而我國券商需要十多年才能輪一圈,很難滿足我國廣大證券從業人員出國考察的需求。于是我們又與韓國方面磋商,每年我國出訪人數適當增加一些,從而加快了走出去、請進來的互訪考察進度,使我國證券業通過這一窗口迅速學習到了國際經驗,增進了友誼。我國證券業協會改革開放的姿態在國際上產生了較好影響,贏得國內外券商的認可和好評。中國證監會成立之后,許多團到韓國、日本等國考察訪問,所到之處無不打聽我國證券業協會及我個人的情況,可見當時其國際影響力之大。
三、1993年4月29日至9月30日,中國證券業協會會同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金融時報》以及中央電視臺等5家單位決定聯合舉辦了《1993年全國證券知識競賽》。
4月29日證券業協會等5家單位召開知識競賽籌備會議。會議決定成立籌委會和專家評委會及其組成人員,決定大賽分個人和集體兩種參賽方式,決定大賽分初賽、復賽、決賽三階段進行。
6月7日由證券業協會等5家單位聯合主辦的《1993年全國證券知識競賽》大賽組委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布會。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程思遠、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周道炯、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委員、國家計委副主任王春正、監察部副部長馮梯云等領導出席會議。國家司法部、工商總局、中國證監會、滬深交易所等單位領導和在京證券經營機構代表共計100多人出席了新聞發布會。會后18家新聞單位進行了報道。
6月11日證券知識競賽試題在《金融時報》上公布。證券業協會在數萬份答券中選出12支代表隊。
7月1日至3日協會為進一步落實《1993年全國證券知識競賽》電視創作事宜,在北京懷柔農業銀行總行招待所召開證券知識競賽電視創作座談會。我以協會秘書長身份主持會議并講話,證監會交易部主任夏斌、中央電視臺經濟部羅貴亭等相關創作人員參加會議。
7月7日浙江省體改委副主任張榮高等證券知識競賽復賽組委會辦公室同志來京匯報籌備情況,我以協會秘書長身份接待,聽取匯報并提出一些要求。
8月15日在杭州,順利舉行復賽,選出了六支種子隊伍準備參加決賽,浙江電視臺進行了實況轉播。
1993年協會與(yu)CCTV等合作成功(gong)舉辦(ban)全(quan)國證(zheng)券知識競賽
9月23日,中央電視臺現場直播大賽決賽。參加決賽的有: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江蘇儀征化學公司、交通銀行西安分行、天津證券交易中心、上海海通證券公司、上海申銀證券公司等6支代表隊進行決賽。當時請中央電視臺經濟節目著名主持人趙赫和敬一丹兩位主持。我事先把競賽題目和標準答案給了他們,并與我彩排一次便很快上場,舉辦了以現場直播方式的史無前例的證券知識競賽。為了解決選手未按標準答案回答問題時,如何判斷答案是否正確的難題,我們約定好:我和人民銀行金管司金建棟司長坐在觀眾席第一排,手里拿著紅、黑兩塊牌子。當選手回答問題未按標準答案回答不能判斷正確與否時,我們舉出紅牌子或黑牌子示意回答正確或錯誤。
因為當時中國證券業協會隸屬中國人民銀行領導,而證監會又直接監管證券市場,于是我們分別邀請了人民銀行和證監會領導光臨指導,同時我們榮幸地邀請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田紀云、王光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中國證監會劉鴻儒、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委員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等領導蒞臨指導,使我們這次全國性證券知識競賽規格達到空前高度并取得圓滿成功。
相關領導蒞臨1993年全國證券知識競(jing)賽決賽現場
協會這一活動對廣大投資者、證券公司、上市公司以及對廣大電視觀眾進行了一次最直接、最迅速、最大范圍地證券知識普及教育,在人民群眾之中產生了前所未有地深遠影響,有力推動了證券知識普及和證券市場發展,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影響,增強了社會公眾投資意識。整個證券知識競賽活動中我以協會秘書長身份組織策劃,大量具體工作主要由協會幾個部門負責同志俞白樺、周阿滿、王燕紅、楊小兵、薛蘭、張明莉、夏博等同志不辭辛苦,夜以繼日地完成的。
四、1996年2月2日至5日協會在昆明舉辦《中國B股市場發展研討會》,會議由我國國泰君安證券公司和日本野村證券公司贊助。中國證監會主席到會并致開幕詞,日本野村證券公司董事田淵義久先生到會并講話,國泰君安證券公司董事長金建棟出席會議并發言。大會由我主持并做了主旨發言和會議總結。國務院有關部委領導、全國各地證券管理部門、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的代表共80余人參加了會議。
時任證監會主席周道炯參加中國B股市場發展研討(tao)會
有些領導開幕式過后就帶著秘書和一些機關工作人員去西雙版納考察了,最后會場只剩我一個人自始至終參會并認真研討學習。會議臨結束時他們趕回會場,宣布會議圓滿結束,便帶著大家一起回京。這次會議主要目的是傾聽各方特別是日本客人的高見和建議,我是會議主持整天忙的連賓館大門都沒邁出一步,就同大家一起打道回府了。有人見此憤憤不平對我說:“他們說是來參加會議,結果去西雙版納玩一圈,你連昆明市內都沒看,連句客套都沒讓一讓,就被一起帶回北京了,你太虧了”。我對他們說:“日本客人是我以協會秘書長身份邀請來的,哪有扔下客人不管之理?!我忙于會務,哪有時間欣賞祖國大好河山?表面上我吃虧了,實質上是我賺了。有幸聆聽世界頂尖專家高論是難得的學習機會,他們錯過送上門的學習機會,這輩子再也補不回來,而我欣賞祖國大好河山日后有的是機會。”果不其然,趁會議期間出走一圈的人這輩子再也沒法補上這一課,而我退休之后第一時間到昆明,大大方方、問心無愧地補上了這一課。
知識就是這樣靠貌似平常、不經意間地學習慢慢積累起來的。正所謂“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過去打仗講究“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現在搞經濟建設,特別搞證券新興業務更要努力學習,不斷更新知識,做到平時學習不嫌少,集腋成裘,用時方能不恨少,運用自如。我的所作所為被與會者看在眼里,記在心上,不但贏得國內與會者的尊重,并且給日本證券界同仁留下了深刻印象,為日后學習和交往奠定了良好基礎。
五、組織第二屆海峽兩岸證券與期貨法制研討會。
為了促進海峽兩岸證券界的交往,第一屆海峽兩岸證券市場研討會在臺灣舉辦,當時大陸高西慶、吳亞倫、禹國剛、龍濤、郭峰等人參會,并未邀請我國證券業協會參加。輪到第二屆研討會在大陸舉辦時卻遲遲沒有單位敢于擔此重任。當我們中國證券業協會得知此事時,便主動擔起重任。當時雖然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監會均已成立,但中國證券業協會及證券公司仍由人民銀行管理,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1995年1月12日至14日,協會會同滬深交易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證券公司以及臺灣輔仁大學、臺灣證券期貨發展基金會、臺灣工商時報、元大證券公司等單位聯合舉辦中國大陸首次《第二屆海峽兩岸證券與期貨法制研討會》。研討主要議題包括:有價證券店頭市場、證券期貨法制、信用交易制度、公用事業民營化、財務會計咨詢披露、海外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期貨與現貨互動關系、上市輔導制度、外資進入資本市場、結算制度、有價證券溢價發行制度等,共計三四十位海峽兩岸專家學者發言。我以中國證券業協會秘書長身份主持開幕式,協會理事長金建棟和臺灣輔仁大學副校長張宇恭先生分別代表主辦方致辭,協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元到會表示祝賀,中國證監會劉鴻儒主席和臺灣證管委主任(相當于中國證監會主席)戴立寧先生分別做了熱情洋溢的演講。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光英以原輔仁大學校友會名譽主席身份看望臺灣代表,為會議增添了光彩并提升了規格。研討會期間我作為總協調人,每半天換一位主持人,由兩岸業內人士輪流主持。1月14日我主持閉幕式并致閉幕詞,當晚中國證券業協會與滬深交易所聯合舉辦聯誼酒會暨歡送會。全國政協副主席經叔平出席晚宴并看望臺灣與會人員,為會議圓滿結束畫上了句號。
舉辦第二屆海峽兩岸證券與期貨法制研討會
大會結束后協會組織安排臺灣代表赴杭州參觀考察。由于這是祖國大陸第一次組織證券界人士大規模研討會,臺灣方面熱情很高,報名人數不斷增加,最后高達108人參會(如此龐大隊伍臺灣專業人士回祖國大陸參加研討,迄今為止是絕無僅有的)。我們及時向人民銀行和國務院對臺辦公室進行請示報告,引起國務院海峽兩岸大陸工作委員會的高度重視,并派出副主任親臨會議指導。整個會議會務工作全部由中國證券業協會承辦,當時協會不過十幾名工作人員,我只是做些組織協調、請示報告工作,具體工作都是協會部門負責人俞白樺、周阿滿、王燕紅、薛蘭、楊小兵、張明莉、周素霞、王孜紅、夏博等同志經辦的。他們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克服重重困難,夜以繼日地工作,經常工作到深夜,睡在協會辦公室的辦公桌上。為了表示大陸寬闊的胸懷和熱情,協會動員了幾乎全體工作人員到機場歡迎和歡送來自海峽對岸的同仁。
由于這次研討會參會人員較多,層次較高,從起初只限于學術交流逐步上升到政治高度來對待。臺灣方面參會人員即有證券經營者、專家學者,又有證券監管者,并且來自不同黨派,為了防止發生意外政治事件,我們除多次與臺灣承辦方——輔仁大學溝通外,還與參加會議主體單位、證券界自律組織臺北市證券商同業公會等同仁聯系,要求他們做好臺灣方面各界的工作:無論哪一黨派人員在會議上雙方稱謂一律統稱大陸或臺灣,不要節外生枝制造麻煩,防止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在雙方努力下,研討會取得圓滿成功。通過交流使我們認識到,我國證券界無論經營者還是監管者,學習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驗固然重要,更應重視汲取臺灣證券業經驗教訓,少走彎路。因為兩岸同根同族,傳統文化和思維方式都很接近,臺灣過去證券市場上發生過的事情,我們大陸現在正在簡單重復再現。臺灣證券界人士看到大陸證券市場發展迅速,潛力巨大,有很大的合作空間,愿意把他們的經驗教訓,特別是走過的彎路分享給大陸,促進兩岸證券市場健康發展。我國證券業協會通過這次研討會促進了兩岸證券界、學術界的交流,培養和鍛煉了協會工作人員對外交往與合作的能力,贏得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為后來全國人大立法確立協會地位奠定了基礎。
協會組織的海峽兩岸證券市場研討會結束后不久,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按計劃也將舉辦1個國際研討會,他們向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工作進度時,感到有些不足,便要求他們到證券業協會來學習一下。我自1991年起被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聘為兼職教授,成為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指導教師。人民銀行研究生院領導找到我說明來意,他們都是我的領導,豈敢班門弄斧,便派協會得力干將薛蘭等同志去幫助他們做些工作。可見當時我們協會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之大。
六、組織證券公司主要負責人赴日考察期間發表講話引起強烈反響。有一次我率團在日本考察期間發表談話,震驚日本證券界,對我證券協會不可小視。
我國證券公司實行屬地化管理,但在業務上原來由人民銀行統一管理,中國證監會成立后交由證監會統一管理。在這一管理體制下,改革開放初期,證券公司出國由各地分別審批,往往造成同一時間不同地區代表團到境外同一地方考察,出現前腳剛走了一撥,后腳又來一撥的現象,引起接待方的反感。于是我們以協會名義統籌組團出國,既方便了分散各地的證券公司出國考察學習,又相對減少了對方重復接待,提高了學習廣度和深度,深受國內外同行的贊許。有一次我以證券業協會秘書長身份組織十幾家大證券公司總裁到日本考察學習,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證券業半個世紀幾乎停滯,與國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很大差距,加上有些日本人從骨子里就瞧不起中國人,因此我國幾屆證監會主席去日本考察學習,約見下日本大藏省證券局局長(相當我國證監會主席),他們牛得很,總找些理由推脫不見。
過去,我與日本證券界有過五次較深的交往,彼此互相了解,他們對我還是比較尊重。這五次大的交往是:第一次,1986年日本野村證券公司董事長率團考察沈陽率先開辦的證券交易業務,我以人民銀行沈陽市分行副行長身份接待了他們,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第二次,1987年應日本野村證券公司董事長邀請去進修證券專業,回國之后編輯出版了25萬多字的專著——《日本證券市場考察與思考》,令他們刮目相看。第三次,1991年我調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證券管理辦公室任副主任兼中國證券業協會秘書長期間,應國際證券商協會聯合會年會舉辦國——日本證券商協會邀請列席了會議,在我不卑不亢的努力下,贏得世界證券同行的認同,接納我國證券業協會成為正式會員國。第四次,我調到國務院證券委員會辦公室任副主任、主任兼中國證券業協會秘書長期間,他們來拜訪我。一些日本證券界老朋友見到曾在日本證券業基層工作過的人員,現已成為證監會中層負責同志感到驚愕并頗有微詞,我當即有理有據地予以駁斥。第五次,我以中國證券業協會秘書長身份邀請日本野村證券公司為我國證券監管與經營負責人進行較系統的講座,我主持會議并自始至終聽取他們的講座,他們被我認真求學的精神所嘆服。
上世紀90年代(dai)初期中國證券業(ye)協會(hui)代(dai)表團赴日本考察
這次我率團到日本考察學習再次與日本證券界交鋒,并即席發表講話,引起日本證券界震撼。當時我指出日本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開始培養中國證券方面的人才,其中我也是一員。當時我就問過你們,我國證券市場剛剛建立,你們花這么大精力培養中國證券業人才有何用?你們說雖然中國現在證券市場不發達,但過20年就發展起來了,到時我們就有生意可做了,沒想到我國改革開放和證券市場發展速度之快,超越你們的想象,不過八年時間我國證券市場已初具規模。可當我國新興證券市場初具規模,有業務可做時,你們卻沒拿到中國證券市場的業務,相比之下美國前期一點功夫沒下,卻搶到大把生意,你們想過是何原因沒有?我來幫你們分析一下,原因在于:一是,你們誤判形勢,沒想到中國改革開放和證券市場開放速度之快,大大超過你們的預期;二是,當我國證券市場迅猛發展有生意可做時,由于你們證券界自己出了丑聞,忙于整改,錯失了與中國做生意的機會;三是,你們日本人從骨子里就瞧不起中國人,到中國做業務也不啟用中國人,而美國人很聰明,啟用大量中國人,很快拿到大量業務。跟中國人做生意還瞧不起中國人,不啟用中國員工,怪不得別人,活該拿不到中國業務。當時我指出五條原因現在只想起上述三條,條條直指要害,句句猛戳心窩,說得他們臉紅一陣白一陣,各個心跳加速。在我慷慨陳詞的過程中,會場鴉雀無聲,日本方面一會兒進來個人,一會兒又進來個人,一個比一個官大,不一會兒屋里坐滿了人,后來的只能站著聽我帶有挖苦味道的講話。可能他們看慣了唯唯諾諾的樣子,聽慣了謙卑贊揚的聲音,頭一次看到另類人這樣講話,特別是發自一個中國人的不同聲音。他們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甚至有些呆傻的樣子,感到十分有趣。我發完言中間休息時,日本人逐漸地離開會場。其中一個中文翻譯是華裔,走時到我面前豎起大拇指說,“你講的太好了,句句嗆日本人肺子,可給中國人出氣了。”當屋里只剩下我們團里的十幾個人,他們表示聽我發言時大氣都沒敢喘,生怕日本人下不了臺,為我捏把汗。幾個跟我要好的同志善意地提醒我,你帶有辛辣的批評,這樣講合適嗎?況且還在日本國土上,他們能接受嗎?我自信地跟大家說,請放心,我太了解日本人啦,你平時不注意自己的所作所為,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在他們面前再卑躬屈膝,唯唯諾諾也贏得不了他們的尊重,他們反而瞧不起你。你平時注意樹立自己的形象和威信,說話說到點子上,再戳心窩他們也能接受,反而更能贏得敬佩和尊重,這正是日本善于傾聽不同意見和建議,不斷進步之處。果不然,復會時日本同行興奮地告訴我們說,他們把我的即席講話向上報告過后,大藏省證券局局長想邀請我到大藏省會面。要知道我國前幾任證監會主席到日本考察想約他,他總找借口推脫不見。今天我把他們訓了一通,反而在行程之外特意放下身段約見我,也算破例了。于是我與大家商量,決定要與中國證券公司考察團全體成員一起去。日方經請示后破例邀請全體成員會見。本來日本人是非常講究兵對兵將對將的,日本證券局局長能臨時安排見我已是給足我面子,沒想到我方還“得寸進尺”要求全體成員參加會見,他居然也同意了。可見日本證券界對我們一行人格外禮遇和重視,再不敢小視中國證券界。我的所作所為大漲了中國證券業協會士氣和威風,在國內外也樹立了良好形象。從此日本證券界到中國考察與訪問,除要求拜見證監會主席外,大都希望拜見我一下。
我除在日本證券界享有威望外,在韓國和美國等國證券界也享有同樣個人魅力和威望,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美林證券公司取代日本野村證券公司成為世界最大證券公司后聘請我去擔任亞太地區總負責,被我當面婉拒一事,背后有很多故事,因篇幅有限本文不展開)。生活和工作中若想贏得別人的尊重,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從每件小事、每個細節做起,長年累月積淀,關鍵時刻發力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光靠官階、“官大一級壓死人”是難以為繼的;光靠名聲,徒有其名嚇唬人是維系不了的;光靠拉關系、走后門、套近乎也是維系不多時的。必須依靠自己為人處事的過硬本領才行。有道是“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
七、積極參與證券立法起草工作。在我國,往往出現新成立的機構否定以前的機構及其工作,后上來的領導否定前任領導的工作和成就,從而導致人們思維和邏輯的混亂,簡單重復地犯過去的錯誤,使整個事業不能直線發展而呈螺旋式上升局面,從而制約中華民族偉大事業的復興。這一現象,在證券市場上表現得尤為突出。為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通過立法加以約束,所有法律都是保護弱者的,作為民間組織在證券市場中始終處于弱者地位,促進協會的法律地位的確立顯得至關重要。我們抓住全國人大研究制定《證券法》的有利時機,主動向人大財經委、法工委《證券法》起草小組介紹西方發達國家協會在證券市場的地位與作用,突出宣講證券業協會與證券行政監管部門是“一部車子兩個輪子”的關系。主動介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證券市場重新恢復和建立形成的過程:先是自下而上自發建立證券市場,之后建立了證券商行業自律性組織——中國證券業協會,最后才建立全國集中統一的監管部門——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同時匯報我國證券業協會前期工作情況及業內與社會反應,取得他們的理解與支持。
1993年6月2日,證券業協會與全國人大財經委、《證券法》起草小組聯合召開座談會,征求《證券法》第五稿修改意見。我以國務院證券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和中國證券業協會秘書長雙重身份主持會議。參加座談會的有全國人大財經委、《證券法》起草小組、中國證監會以及在京證券公司、法律界代表共約30人。與會代表充分發表各自的真知灼見,盡力完善呼之欲出的《證券法》做出一點工作。經過各界努力終于在國家一級法律中明確了中國證券業協會的法律地位。這是在全國各類社團組織中第一個通過人大立法確立法律地位的協會。這為證券業協會在今后工作和活動中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此,特別感謝全國人大財經委、法工委和《證券法》起草小組同志及證券界經營者、監管者和法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支持;特別感謝全國人大財經委王連洲同志上下溝通協調、艱苦卓絕的工作。
由于我在《證券法》立法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對信托業的熟悉,全國人大在后來研究制定《信托法》時聘請我為《信托法》起草小組顧問。
回首往事難全是,靜看今朝好自為。中國證券業協會在我國證券市場重新恢復和建立初期,為推進證券市場發展,完善證券市場管理體系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回顧往事并不僅在于追記歷史,更重要的是為了做好現在工作。忘記過去,不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極易迷失方向,忘記初衷,導致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現在的證券業協會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語,有了如此之大的平臺,進一步發揮“一部車子兩個輪子”的功能,在波瀾壯闊的資本市場上翱翔,為我國證券市場規范發展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簡介:馬忠智,1944年1月15日生、遼寧省沈陽市人、大學文化,高級經濟師、碩士生導師。1964年參加銀行工作,歷任信貸員、科長、副處長,先后從事貨幣發行、工業信貸、綜合計劃、調研信息和證券工作;1970年至1984年,歷年評為區級、市級、省級先進工作者;1984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市分行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沈陽分局副局長、黨組成員;1991年調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任證券管理辦公室副主任(副司級),兼任中國證券業協會秘書長至1998年末;1992年10月負責組建國務院證券委員會辦公室,任副主任(主持工作),1995年1月3日任主任(正局級),1997年9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首屆黨組兼任黨組成員(中管干部),1998年3月27日中國證監會升為正部級單位后繼任黨組成員、系統黨委委員;1998年11月9日任國務院稽查特派員(副部長級),2000年6月22日過渡為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副部長級)。于2007年6月退休至中國證監會。1987年編寫25萬字《日本證券市場考察與思考》專著,由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發行。先后編輯并擔任《企業股份制操作全書》、《股票債權全書》、《中國證券百科全書》、《證券基礎知識》、《美國證券市場籌資必讀》和《可轉換債券發行與交易及實務》等二十余本大型專業書籍的副主編、主編。1993年被中國人民銀行授予國家部委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1992年至今被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聘為碩士生導師,兼任遼寧大學、武漢大學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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