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在家鄉伊春林區剛剛結束了伐木工人的生活,即將進入林業局團委機關工作的時候,接到了恢復高考的喜訊。我們那時候都意識到了整個國家命運和每個人的個人生活即將發生改變,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從此進入了近代史上也許幾千年歷史上一段激蕩壯闊的歷史時期。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是一部偉大的交響曲,那么二十八年的中國資本市場產生、發展的歷史,就是其中最精彩的樂章。我有幸參與其中,參與組建并主持了光大證券這一資本市場上有特點的金融機構,見證了中國社會這一變革的歷史過程,回顧以往,無限感嘆,慶幸為自己人生道路做出了正確選擇,深刻地體會到生活的快樂和人生的意義,每念及此,十分感恩這個時代!謹以此文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和中國資本市場建立二十八周年。
一、時代感召
1992年底,我從黑龍江省委大院離開,到中國光大銀行這一國有金融企業工作,一晃近三十年已經過去了。當時,我是一個躊躇滿志的青年干部,在省委省政府的兩個大院也是最年輕的正處級干部之一。在我的職業生活中,有無數人問過我,你放著大好的仕途不走,為什么選擇了金融,選擇了證券業?實際上,是時代的腳步促使我們離開黨政機關,投身到國有金融企業。
這個過程中有兩件事對我影響甚深。
一件事是1990年隨省委調研組到南方調研,一路從浙江到深圳,再到海南。當時的大背景是,1989年風波之后,內地的黨政機關氣氛比較沉悶,我們這些給省委領導寫文字的人,地命海心,每天都在思考中國的下一步路該怎么走。但到了南方,感覺則不一樣,尤其是深圳這個年輕城市的活力、市場經濟意識以及開風氣之先的開放氛圍,都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震撼和沖擊。與封閉的北方相比,在南方,你會看到人的價值取向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作為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以及制定政策的人,枯燥地坐在計劃經濟體制的舊椅子上,已經沒辦法理解鮮活的社會生活,無法理解市場上發生的許多故事。這引起了我對生活道路的選擇以及發展路徑的深入思考,形成了內心對傳統官僚責任的一種另類認識。
還有一件事就是鄧小平南巡談話。不了解當時的歷史環境,就無法理解小平南巡談話給人民帶來的沖擊。眾所周知,小平南巡談話之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國內政治風波之后,一些人開始否定改革開放政策,左的思潮開始復辟,甚至出現了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困惑,在黨政機關彌漫著一種無所適從的壓抑氛圍。實際上在小平南巡談話沒正式傳達之前,已經開始有各種各樣的版本在一定范圍內流傳。講話正式傳達后,像一縷春風吹進人們的心里,打破了一段時期以來的局面,解除了人們普遍存在的困惑與彷徨,帶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思路和廣闊的新視野。
小平南巡談話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深刻的,不但影響了整個國家的發展進程,也給按照傳統路徑在黨政機關發展的年輕人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到市場上去”,去經風雨、見世面、練就真本事,成了一批敢于進取的年輕人的新選擇。那時流傳著一句順口溜“龍下海虎上山,蔫頭耷腦坐機關”,我也和眾多“92派”一樣離開了省委機關,投身到國有金融企業。先是在銀行,后來到了證券業,開始了近三十年在資本市場摸爬滾打的職業生涯。
二、草莽歲月
在銀證分業經營之前,我在光大銀行大連分行擔任副行長。由于分管證券業務,設立了光大銀行第二家營業部,與總行主管證券業務的副行長周道志多有業務上的配合與接觸。在銀證分業經營之后,組建光大證券時,他和我的大學同學、時任光大證券深圳營業部總經理的史致金推薦我到光大證券任副總經理,從此開始了我在光大證券十多年的難忘經歷。
盡管當時已經是小平南巡談話三年之后,市場經濟已經深入人心,但人們對金融特別是對證券的認識仍很膚淺。當時為了開拓業務,我去拜訪某省負責主管金融的副省長,他是我過去在黑龍江工作的老領導,希望他開放省內上市公司的指標,以及支持光大證券在當地開設新的營業部。當我表明來意后,他說:“你放著好好的銀行行長不干,搞什么證券,要指標幫我們省內企業上市可以,但要在我主管的范圍開營業部,不就是設賭場騙老百姓的錢嗎,我不能支持。” 他當時的表態在一部分黨政干部中很有代表性,體現出那個階段人們對證券市場的認識。
光大證券剛開始注冊資本很少,只有2.5億元,而且還不是真金白銀,由光大集團下屬的光大外貿出資1000萬美元,其他是光大銀行、光大信托的幾家營業部評估作價,才補足了2.5億元的資本。
光大證券成立時,集團非常重視,當時的集團董事長邱晴親自任光大證券董事長,集團的副董事長劉紀元任副總經理。邱晴的資歷不用說,劉紀元80年代在甘肅做過宋平同志的秘書,曾任甘肅省人民銀行行長。因此,光大證券從一開始就在整合、調動資源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光大證券的批設許可應該是1996年3月8日拿到的,當時周正慶行長特意給邱董事長打了個電話,半開玩笑地說:“邱大姐,三八婦女節給您送個禮物——光大證券成立的批復。”
當時光大證券在取得牌照、獲取各項業務資質等方面走得比較快,然而當時面對的最大問題還是如何盡快賺到錢,并把管理完善起來。當時的市場很不穩定,各業務板塊的發展不平衡,同時當市場熱點來了,賺錢又很容易,我們把這個過程叫做“搶錢”。當時無論是國債業務,還是到地方上拿指標幫企業上市的投行業務,都是如此。尤其是“打新股”這個簡單粗暴的業務,非常典型,因為當時的上市公司很少,發行的股票遠遠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一旦股票上市,打到新股通常都有30%甚至高達100%以上的回報。這種賺錢的模式,簡單但是非常快。
我當時主管北方總部,對業務推動力度大,總結出“穩、準、快、狠”四字經營風格,那時候感覺每天賬戶都在進錢,很過癮。這個風格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后來的企業管理理念。
當時市場上彌漫著各類投機行為,甚至被逐步放大,一些公司發展為“坐莊”、挪用股民保證金、保底代客理財等,為后來行業的風險集中爆發埋下了隱患。
三、遷冊上海
1997年后,朱小華從人民銀行到光大接任董事長,為了加快光大證券的發展,他做了幾個對光大證券發展影響很大的決策。
一是調整領導班子,配備了豪華管理陣容。董事長由朱小華本人兼任,孔丹兼任副董事長,同時把深圳建行行長惠小兵調任總裁,設置了兩位常務副總裁,一位是高國富,另一位是周道志,還有兩位副總分別是聶慶平和我。惠小兵做事敢做敢為,有“惠大膽”之稱,在深圳地區影響較大。在任行長期間,支持了華為、中興等一批優秀企業。高國富人很穩重,有經營頭腦和政治智慧,他后來沒有到位,一直在上海做得順風順水,先后任上海久事公司總經理、太平洋保險董事長等。現在上海市委對他也很重視,超期服役任浦發銀行董事長。聶慶平年紀很輕就是證監會國際部的領導,理論功底扎實,他把規范的理念帶到了光大證券。后來回到證監會,在2015年“股災”后被委以重任出任證金公司董事長。
二是把光大證券注冊資本金由2.5億元增資到5億元。實際上集團也沒有出錢,就是把證券公司成立后三年的所有者權益轉增為資本金。光大證券成立時除了那些營業部和1000萬美金外,集團沒有出過錢,此后一直經營穩定,主要依靠自身的經營和股份制改革募集資金。那個年代許多金融機構都經歷了把資本金虧掉再重組注資的過程,包括光大集團內部絕大多數企業都經歷了這一過程。實事求是地說,光大證券的案例是那個時代金融機構少有的案例。
三是把公司總部遷到上海。由于朱小華對上海比較熟悉,對浦東比較有感情,他來后就做出了這個決策。開發建設浦東是朱镕基總理提出來的。1997年時,上海浦東還比較冷清,受“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傳統觀念影響,上海本地人也不愿意去浦東。我記得剛到浦東時,只有上海證券大廈和上海人民銀行兩個像樣的辦公大樓。當時與我們共事的同事很多住在浦西,很不方便。有一次公司來了客人,由于時間比較緊,說好了第二天去浦東吃早餐,然后開會,結果餐廳沒有開門導致早餐沒有吃成。到了晚上,浦東更是一片沉寂。
由于我們是第一家遷至浦東的全國性非銀行金融機構,上海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視支持,浦東區委區政府下決心在陸家嘴核心地段給了光大一塊非常好的地,就是現在的上海21世紀大廈的位置。但是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光大沒有開發,時間久了只好轉手他人,而當時浦東的房地產還沒有起來,現在想起來實在是可惜了。
還有一項決策,就是把光大證券的一部分股權裝入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光大金融控股,由于當時證監會還沒有針對此類情況的相關政策規定,于是向朱镕基總理請示,朱總理開會當面請時任證監會主席周正慶支持,成功裝入上市公司。
現在來看,上述這些決策都對光大證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盡管朱小華本人后來出事了,但不能因人廢事,他做的這些事還是應該肯定的。他在來光大集團之前,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經濟部副部長、央行副行長,視野比較開闊,也把現代管理和金融運作的一些觀念引入了光大集團,我們這些年輕人在當時學到了很多東西。我與他并無淵源,我曾經記了一整本他所講的企業管理方面的筆記,后來我搬家時看到了,那時他剛從監獄出來,我在這本筆記上寫了幾句話寄給他留作紀念。一天早上,他給我發來了一條短信,很動情地說:“讀后很感慨,讓我想起了泰戈爾的一句詩:我曾在天上飛過,非常感謝。”
四、高歌猛進
光大證券有了這些積累和做了這些調整之后,迎來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尤其是趁著“519行情”的東風,光大證券跨越式發展到了新的臺階。
1999年5月19日,在互聯網股票的帶領下,滬深股市一掃低迷,走出了一波凌厲的行情,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市場漲幅超過50%,隨后展開了長達兩年的大牛市,在2001年達到最高點的2245點,這波行情叫做“519行情”。
除了前面提到的光大證券成立時的基因優勢及做出的正確決策之外,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理順了激勵機制。光大證券在1997年率先實行了投行變動費用包干制度,即業務凈收入的20%在扣除差旅,招待等變動費用后,結余部分作為投行業務人員的獎金。這一制度,對激勵投行人員的積極性、控制公司成本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市場從額度制逐步轉向市場化,光大的投行條線也是看得非常準的。那時候經常出現內部好幾波人一起去搶一個項目的情況,充分說明了內部市場競爭的程度。由此創造了第一家可轉債南寧化工、第一家定向增發真空電子等市場上的經典案例。1998年、1999年,光大證券投行在業內各項指標一直處于領先地位,這與光大集團的品牌優勢,公司領導對投行業務的重視,和能夠充分調動業務人員積極性的激勵機制是分不開的。1999年光大證券IPO進入全市場前十名,2002年再融資全市場排名第八,定向增發全市場家數第一,第一批保薦人考試中,保薦人數量排名全市場第二。
另外,公司在經紀業務也推行實現了激勵機制,將經紀收入的8%作為激勵獎金,大大提高了經紀業務的占比。大力發展了網絡非現場業務,這對營業部比較少的光大證券來說,是非常大的突破。
光大證券做了這些整合工作之后,人員、機構和業務都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尤其是隨著市場的發展,邁上了新的臺階。用短短五年時間,從一個名不見經傳、規模較小的證券公司迅速發展成為在證券市場上具有影響力、各項主要經營指標進入前列的證券公司。
五、創新試點
2001年10月,我接任光大證券總裁、黨委書記。這時長達兩年的“519行情”接近尾聲,經過兩年的快速發展光大證券已經有了扎實的基礎。但整個證券市場的系統性價值高估、同股不同權、投資者利益保護不足等深層次問題不斷爆發和激化,并引發了長達四年的結構性調整熊市,最后出現了全行業虧損的嚴峻局面。
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光大證券也和其他證券公司一樣,積累的問題在市場下行過程中逐步暴露出來。我接手公司一把手后,連續做了幾件對公司發展比較有影響的事。
一是改革調整。從2002年初開始,我們果斷的在前任工作的基礎上,對公司內部的組織架構和部門設置進行了調整,將管理和業務總部全部集中到上海,直接管理的部門由41個縮減到16個;總部員工減少25.8%;中層干部縮減了40.6%。調整后,干部的平均年齡大大下降,學歷水平也明顯提高。
二是加強了風險管理,清理了代客理財,調整了客戶關系。特別是加強了各營業部的風險排查,堅決對營業部總經理進行輪崗,暴露出一批在市場上行時的違法違規案件,妥善處理了公司的突發性金融風險。
三是增資擴股。光大證券由于當時部分股權裝入上市公司股權時,缺乏法律依據,內資、外資身份不明確,致使增資擴股遲遲不能解決,資本金排名已經在行業前50名之外,嚴重制約了公司各項業務的發展。經過多方努力,我們解決了歷史問題造成的種種障礙,成功增資擴股至26億元人民幣。同時啟動新一輪增資工作,為上市做準備。
四是下決心調整業務結構,提高公司的核心競爭力。首先抓了研究工作,當時我作為公司一把手,親自兼任研究所所長。后來招聘了一大批以北大畢業生為主的、素質高、研究能力強、市場意識敏銳、發展潛力大的專業人士,使公司的研究能力大大增強。光大證券研究所很快在行業內嶄露頭角,連續三年被新財富雜志評為“本土進步最快研究團隊”,在宏觀經濟、汽車等十幾個行業的最佳分析師評選中都進入了前三名。彼時新財富評比更關注研究成果和效果本身,不像后面那樣跑偏。光大證券后來培養了大批優秀的研究人才,成為資本市場上的中流砥柱,高善文連續幾年獲評宏觀經濟研究第一,后來主動退出評比。現在在私募股權投資領域享有勝譽、在當時有“股市巫師”之稱的程定華,以及趙雪桂、趙強、王云、諸海濱、李婕等,在各研究領域都有相當的地位和影響。當時還設立了國際業務部,與光大控股合作,在香港上市業務方面取得實質突破。成果之一的紫金礦業后來成功在香港上市,成為當年最佳的IPO項目。我們還和光大銀行合作,開展銀證通業務,為后來的股民保證金集中托管奠定了基礎,我們還試點合作建設了“陽光理財室”、QFII工作小組等,為標準化的資產管理業務打下了基礎,后來成功推出了證券行業第一只集合資產管理計劃,叫做“光大陽光1號集合資產管理計劃”。
那時候券商研究是非常薄弱的。高善文的回憶文章《時光的刻痕》中,對當時券商研究的社會地位以及光大證券在股市困難時期的辦公環境都有生動的描述。我記得當時帶隊去拜訪社保基金理事會,去見李克平副理事長時,我們說光大證券有當時市場上一流的研究隊伍,克平不屑地一笑,說:“你們證券公司能做什么研究。”因為他是從國務院研究部門出來的,他當時覺得只有他們的研究才是比較權威的。后來在中投公司,我們在一個班子工作,我還和他開玩笑提及這段往事。那時高善文、程定華等人已經成為了股票市場上特別是年輕人群中“大神級”的人物。
正是因為有了上述扎實的基礎工作,光大證券成為市場上138家證券公司中資產負債表健康、核心競爭力較強、市場形象較好的證券公司。當時由于部分證券公司風險暴露,證監會作為監管部門啟動了全面風險處置等綜合治理工作,采取托管、接管、撤銷、責令關閉、破產重整等方式處置了31家高風險證券公司,清理了違規賬戶1100多萬個,彌補客戶交易結算缺口250多億。當時我本人也多次參與這類會議,與當時主管這一工作的時任證監會主席助理、后任證監會副主席的莊心一,以及風險處置辦的吳清、黃紅元等同志接觸較多,他們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莊主席,勇于任事、敢于負責、無所畏懼的工作態度,是處置這些風險的前提,沒有這樣的工作作風,這些風險就不會得到有效的處置。
證監會在關閉高風險券商同時,也適時推出了創新試點,目的是使得一些條件比較好、經營有序、管理規范、財務健康的證券公司先走一步。正是因為有了以上的積累和扎實工作,光大證券與中信證券、中金公司一起被評為首批三家創新試點。由此奠定了光大證券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地位,也成為證券公司中最早的一批上市公司之一。
六、幾點思考
光大證券是中國資本市場成長發展的一個縮影,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我們在回顧其成長發展歷史時,一些客觀存在的問題和經驗教訓也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一是金融機構的發展必須堅守“一大主題,兩條主線”。一大主題是指一定要抓住市場發展機會,超常規發展;兩條主線中,一條是不斷進行創新,持續提高盈利能力;另外一條是嚴守企業合法合規的底線,不出現系統性風險。不斷創新才能獲得生命,控制風險才能走得長遠。這是金融企業在市場風浪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
二是要高度重視人才的培養。人才是企業的第一核心競爭力,對證券公司來說尤其如此,光大證券之所以在市場上很快獲得了市場地位,在很短時間內進入100多家證券公司前列,主要是提拔任用了一大批年輕、素質較高、專業能力強的人才。據不完整統計,從光大證券走出去的人才中有近50人成為全國性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上市公司、期貨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機構中的高管,有十多位成為企業一把手。
三是主要領導不能過于頻繁的更換。光大證券成立22年至今,董事長先后9任,總經理先后6任。其中有些都是資歷深厚的前輩,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我們光大證券管理團隊有可能是證券圈子里資歷最深、級別最高的一幫人。先后擔任過光大證券董事長的有邱晴、朱小華、劉明康、王明權、唐雙寧、袁長清、葛海蛟等人。但是從一個成熟的金融機構角度,更換過于頻繁,不利于一個企業的順暢發展。在華爾街一些百年老店,企業的CEO都是一坐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而且在掌舵企業之前,絕大多數都在企業的各個部門都任職過,對企業有深刻的了解,目前光大證券和其他國有企業一樣,不是個別的現象,這并不利于企業的發展。
還有其他一些值得思考的經驗教訓,在國有金融機構中有其共性,在此就不一一贅述了。
作者簡介:解植春,現任中國富強金融集團董事會主席,深圳前海蛇口自貿片區及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區咨委會副主任委員,兼任中國民生銀行、中國太平保險集團等金融機構獨立董事,擔任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及南開大學、黑龍江大學、深圳大學客座教授。原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原中央匯金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曾任光大銀行大連分行副行長、中國光大亞太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CEO)、光大證券總裁(CEO)、光大集團執行董事、副總經理兼任光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光大永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證券業協會兼職副會長(2002年7月-2006年)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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