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guo)從1900年至今(jin)，一直受益于科(ke)(ke)技(ji)的(de)(de)(de)穩步快速發展，雖(sui)然(ran)中間歷經兩次世(shi)界大(da)戰，但是1920-1970年形成(cheng)的(de)(de)(de)科(ke)(ke)技(ji)成(cheng)就，是支撐美國(guo)經濟的(de)(de)(de)主要力(li)量。上(shang)世(shi)紀美國(guo)的(de)(de)(de)經濟增長是科(ke)(ke)技(ji)應用的(de)(de)(de)必然(ran)成(cheng)果。回顧這(zhe)(zhe)段歷史，我們無法忽略一份報(bao)告(gao)(gao)，這(zhe)(zhe)就是美國(guo)科(ke)(ke)學(xue)家(jia)、工(gong)程師范內瓦·布(bu)什(shen)在(zai)戰時的(de)(de)(de)工(gong)作，以及(ji)在(zai)戰爭末期提(ti)出的(de)(de)(de)一份改變了美國(guo)和人(ren)類科(ke)(ke)技(ji)與產業(ye)歷史的(de)(de)(de)重要報(bao)告(gao)(gao)。這(zhe)(zhe)份報(bao)告(gao)(gao)不長，被收錄在(zai)《科(ke)(ke)學(xue)：無盡(jin)的(de)(de)(de)前沿》一書(shu)(shu)中，只有短(duan)短(duan)50多頁。該(gai)書(shu)(shu)中文版在(zai)后(hou)半部分刊載了任正非、向松祚、李(li)笛等多位來自企業(ye)、研(yan)究機構和大(da)學(xue)的(de)(de)(de)相關專(zhuan)家(jia)的(de)(de)(de)解讀和評論。這(zhe)(zhe)本書(shu)(shu)的(de)(de)(de)出版非常及(ji)時，對(dui)于我國(guo)制定科(ke)(ke)技(ji)政策和組織科(ke)(ke)研(yan)工(gong)作具有重要借鑒價(jia)值(zhi)。
1945年7月提交的這份報告經過5年的國會辯論和討論，促成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法案”的出臺，確定了將“促進科學領域基礎研究和教育”作為國家政策的原則，政府開始持續通過撥款和合同支持數學、物理學、醫學、生物學等科學領域的基礎研究。到196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對研發支持的資金比1940年增加了20多倍。布什作為當時白宮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的負責人，綜合來自美國戰時成立的多個科技委員會的建議，通過這份報告提出了美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具體計劃。
科技政策之所以重要，在于“科學進步是一種必需”，如果沒有科學進步，“在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不能確保我們的健康、繁榮和安全”。這個思想清晰指出了科學對于國家發展的根本價值。由此必然得出結論：政府對科學研究的支持，是發展公共福利的必需。基礎研究的成果經過應用研究和開發，會最終為更多的人所用。科學研究分為三個層面，即基礎研究，介于基礎與應用之間的研究，以及應用研究。根據美國的實際情況，適合大學和私人研究機構、政府研究機構和企業分別承擔。
政府關注國民的健康、福祉和安全，促進開辟新的科學前沿領域應成為一項長期政策。在美國，政府機構開展的科學研究都有最終的實際目標，但是通常會在更廣泛領域涉及到對基本性質的長期研究。這與我國的情況類似，而且科技的主力也正是中科院這類國家研究機構。政府有能力也有動力承擔私人機構資本無法承擔的高成本而商業目標尚不明確的研究項目。我們看到美國科技發展在20世紀末開始減速，這可能與從越戰開始美國聯邦政府減少對研發的資金支持有關，其中基礎研究的費用大幅下滑。盡管工業企業的研發支出一直在增長，也未能彌補政府對基礎研究減少支持帶來的損失。企業研發投入幾乎完全著眼于自身的中短期利益，本質上無法支持人人都可受益的創新性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是非商業性的，在19世紀后半葉，美國基于歐洲科學家的基礎發明大力推動了實用技術的發展，由此打造了1920-1970年最輝煌的美國時代。但是，布什報告及時提出警告：一個依靠別人獲得基礎科學知識的國家，其工業進步將步履緩慢。對于美國在二戰期間積累的大量科技成果，報告提出了前瞻性建議，最大限度向社會公開這些科學知識和技術，盡快將其轉化為民用技術。報告還提出了在研發費用減免稅收，改進專利制度，以及調整政策思路和措施，將有才華或戰前從事科研的現役軍人盡快送進大學和科研機構。我們也應該及時抓住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契機，讓科技在國家建設中充分發揮其蘊藏的巨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