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最幸事,一睹國寶顏”,這是2017年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開館120周年“國寶”展的宣傳詞,亦是日本國寶制度誕生120年的特殊紀念。京都國立博物館分4期展示了日本210件國寶,這是繼1969年、1976年之后,時隔41年,第3次舉辦“國寶展”。這些來自日本各大博物館、美術館、公私藏家、名寺古剎的國寶匯集一堂,成為日本藝術的最高典范。
在列入日本國寶的名錄中,不乏眾多中國古代書畫,在展出之列的就有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本、南宋李氏《瀟湘臥游圖》以及梁楷、牧溪、徽宗等人的作品。興許今日的日本美術愛好者也疏于學習傳統的評鑒,慕名而來的觀者,大多擁堵于宋徽宗《秋景·冬景山水圖》之前,在梁楷、牧溪畫作前的人反而不多。在中國繪畫歷史中被評為“粗惡無古法”“誠非雅玩”的牧溪僧,在日本卻被譽為“日本畫道的大恩人”。
引發這種天壤之別的鑒賞趣味的,發生在日本室町時期(1336-1573年)。在日本現存宋畫中,很多都有“道有”一印,他就是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
14世紀末至15世紀,從第三任將軍足利義滿至第八任將軍足利義政,他們都熱衷于收集來自宋元的美術作品,開創了浸染著“唐物”(傳入日本的中國舶來品)色彩的新文化,建構起具有個人特色的“東山御物”。義滿將其藏品藏于其出家后的北山山莊,即今天京都名勝金閣鹿苑寺。他們的收藏,既非基于中國的審美趣味,也不受限于傳統日本的價值取向,體現著一種獨立的“美意識”。這種美意識,對此后日本觀看中國藝術的眼光,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宋畫的傳入與“東山御物”的建立
鐮倉時代(1185-1333年)是日本社會變革重要的轉變期,以鐮倉為發源地的武家社會與以京都朝廷為中心的公家社會相互對立、交融,兩種文化并行發展。此后的室町時期,新興的足利氏統一全國,確立了新的幕府政權,成為實際統治者。新興的武士階層不僅要建立獨立的政治權力結構,而且在文化、藝術、社會構成等方面也在建構屬于自己的特點。明庵榮西于仁安三年(1168年)入宋學習禪宗,回日本后創立建仁寺,自此禪宗在日本迅速發展,鐮倉各地大建禪寺。宋元時期,中日往來禪僧數量眾多,他們成為這一時期最主要的文化傳播者,在中日禪僧往來中,經書、佛像畫和充滿禪意的水墨畫不斷傳入日本,形成禪宗水墨畫發展的契機。
足利一族當政,宋畫被推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室町將軍家族的收藏以“東山御物”最為著名,但唐物收藏之風的頂點,當屬足利義滿時代。《品京都》作者謝其濬認為足利義滿酷似宋徽宗,都是深具藝術天賦卻去當了一國元首,兩個都是充分運用了巨大的權力,以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
周文集宋元畫之大成,活躍于室町中后期,奠定日本水墨畫的風格、樣式,日本水墨畫全盛時期的畫家,幾乎都受到了周文的影響,他被尊為日本水墨畫之父
応永八年(1401年),明朝與義滿所代表的日本國正式建交。在“勘合貿易”展開的100多年,名寶珍品源源不斷傳入日本。往來船只總數超過100艘,每次船隊的人數200~1000人不等。在《明史日本傳》中記載了有意思的故事:1452年到來的、代表足利義政的遣明使東洋允澎近乎要賴在明朝,朝廷不給特賜品就不回國,朝廷無奈,只好贈予其銅香爐、銅花瓶等名物。
在足利一族,幾代幕府統治時期,其手下“同朋眾”(包括畫師、工藝師、庭院師、能樂、狂言師等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專門負責為各種場合挑選相應“唐物”,鑒賞、保護、清點將軍家收藏的“唐物”,他們對室町時期上層武 士階層文化 和藝術的展開貢獻巨大。將軍家藝術顧問能阿彌(1397-1471年)及其孫相阿彌(?-1525)對將軍家藏的“唐繪”進行分類整理、記錄,編寫了收藏目錄《御物御畫目錄》,記錄下畫家及其畫作名稱,書中記載的宋元畫總計130多件。
“對日本人來說,無準師范是最可親的。”無準禪師一生從未去過日本,但卻對日本宗教、文學、藝術等領域產生重要影響,此為來宋禪師帶回日本的無準師范頂像畫。頂像畫即禪宗祖師的肖像,以寫實為主,以顯示像主的真實精神風貌為目的
鐮倉末期,無論是在地域上,還是在身份上,喝茶風氣都得到了普及,茶道得以發展。日本茶道的“開山之祖”村田珠光(1423-1502年)把所追求的恬靜茶和大德寺派的禪相融合,將禪法的領悟融入飲茶之中,開創了獨特的尊崇自然、尊崇樸素的草庵茶風。其注重茶室中裝飾繪畫的藝術性質,形成了“畫禪如一、詩禪如一、茶禪如一”的品茶風氣。他們認為“掛物(繪畫、書法)第一道具,為客、亭主共體茶湯三昧之物”。
被譽為茶道名人的武野紹鷗曾在南唐畫家徐熙的畫中感受到茶道前輩珠光茶道的雅興。只存在于記載中的這幅畫,是在一張潔白的絹上,用鮮艷的色彩描繪了在漂浮著綠色水藻的水池中站立的白鶴。珠光為這件華麗的畫作搭配了樸素的裝裱,這就是珠光茶道講究的“寂”和“雅興”。自此之后,“不賞白鷺,即非茶人”成為流行。當時要成為茶道名人的資格,是必須擁有數量可觀的“唐物”,據傳紹鷗所藏就有60多件。
經過三代足利將軍對中國藝術品的大力收藏,宋元畫作品無論是在質上還是在量上都甚于前代。隨著日本收藏者和欣賞者對宋元畫知識和價值的進一步了解,他們對宋元畫的認識和欣賞趣味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到了室町文化盛期,人們對禪畫的熱情逐漸冷淡,欣賞主流轉向了更為正統的“南宋院體畫”。這種顯著的變化體現在相阿彌等人編撰的《君臺觀左右賬記》中,該書收錄中國畫家177人,著錄者對其進行簡單介紹,并分類評品,其中上部載49人,宋徽宗、梁楷、李迪和李安忠4位畫家居于最高位—“上上上”品。
宋畫的接受與變容
在武家成為文化主導者時,宋元畫鑒賞風氣擴展到社會各階層,尤其受到以足利將軍為中心的武士階層的青睞和贊賞。室町時代,以貴族、武士、茶人和學者組成的權力者和文化擔當者,與之前以京都公家社會的藝術欣賞者在各自生活中根植的審美趣味各有差異,他們對宋畫作的欣賞、評價、內涵意義的理解都發生了變化。
這 3 件牧溪作品與禪宗并無直接關系。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講,正是這一點體現了禪宗靈活多樣的禪法。對于修行者來說,世間萬物都蘊含禪機,皆可作為引導觀看者達到參悟的目的和頓悟的境界
《書院飾次第》主要記載了足利將軍家書院內“唐物”的裝飾規范和模式,尤其是茶室等空間中器皿、書畫的搭配裝飾,其對后世的書院擺設都有重大的影響。《書院飾次第》記載了將軍家會所、茶室、裝飾物和掛物的法式以及從宋元泊運的器物組合,從中可窺見從北條政權到新興的室町政權繪畫裝飾所發生的轉換,新型繪畫裝飾、欣賞模式的實際狀況,不同的裝飾模式具有不同的象征意義。室町時期的建筑空間和室內裝飾品的位置關系都形成一種特定的禮儀空間,這種禮儀空間也反映、體現了當時的政治權力狀況。對新興的幕府政權來說,這種禮儀功能具有重要意義,它是武家政治實權的強化和權威的展示手段之一。就客殿內的裝飾來說,其空間構成具有明確的禮儀位置關系和理想化形式,繪畫作為其中重要的裝飾品,不僅受到建筑空間的限制,也體現出這種身份關系。
宋畫輸入日本后,因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家居形式與中國相差甚遠,并無符合此種觀賞方式的場所,因此,作品的用途受到限制。為了適應日本的建筑空間和鑒賞方式,日本欣賞者對畫作的形制進行了積極的改變。日本學者田中豐藏提出,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異種配對”。所謂“異種配對”是指日本收藏者對傳入的宋元畫進行配對組合,畫作不以單幅的形式出現,而是以形制匹配的掛軸共同組合,形成一種特殊的掛軸樣式,成為日本獨有的裝飾、欣賞方式。
“宋元畫”在日本形成“異種配對”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佛畫組合形式的影響,這一風氣最早由渡宋僧傳至禪林。成套的道釋畫作品一般為三幅一對,如《釋迦三尊》《阿彌陀三尊》,就如盛行的雕塑組合一樣。沿此規律,日本欣賞者和收藏者將其普及到其他作品中。室町初期,配對作品主要表現為同一體裁、同一風格的對幅、三幅、四幅或者更多幅作品相組合,裝飾在客廳或者茶室的床間。原本雙幅或者四幅一組的宋元畫,例如“四季山水”“琴棋書畫”這樣的作品在加入各種中幅后,它們就形成了新的三幅一對或者五幅一對的組合。在《御繪御畫目錄》中就收錄了眾多三幅對和五幅對的例子,配對形式在這一時期尤為盛行。大德寺所藏牧溪的三幅對作品《觀音·猿·鶴》、梁楷的三幅對《出山釋迦圖》及“山水”系列就是這種情形的反映。想必這也是日本欣賞者對中國文化特殊理解所產生的結果。
除了進行這樣的配對處理,室町時期的鑒賞者還會根據宋畫的展示空間,對其進行裁剪。東京大學中國繪畫史研究專家小川裕充教授對《瀟湘八景圖》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他從現存四幅真跡上的蟲蛀小洞等方面進行推斷,認為《瀟湘八景圖》的確曾是一幅長卷,傳入日本時分成了兩卷,經過數百年的歷史風云,如今八景已各自分離成單獨的掛軸,且其中四景已遺失,僅存四幅。他們均藏于各大公私機構中,列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
有裁剪也有拼合,東京根津美術館收藏了一件馬麟的《山含秋色圖》,從現存的畫面來看,畫幅的原樣應該是對幅的冊頁,一邊是畫,一邊是題詩。美術史家高居翰推測是日本茶道師將畫作變成了立軸的形式,用于茶道。
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繪畫本身的內涵也在發生變化。室町時期,宋畫由此前以宗教參拜為目的的實用裝置,向純粹作為欣賞陳列裝置品逐漸轉換。在新模式的轉變過程中,畫家的社會身份和地位成為收藏和裝飾的關鍵。例如,被歸為梁楷所作的《六祖撕經圖》本為禪宗題材作品,豐臣秀吉擁有該作后,將其視為純粹的鑒賞性繪畫作品,成為秀吉在各種場合展示和夸耀的名品。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宗教寓意已經變得淡漠,欣賞者看重的是作品體現的藝術性。
對于此種審美差距,最極端的當屬因陀羅的畫作。畫家因陀羅的作品完全忽視造型,以簡樸的筆致為主,在日本遺存了一大批非常具有個性的作品。然而,中國畫史對此沒有留下任何相關資料,但因陀羅的畫在室町時代極受尊重。
日本水墨畫的興起
室町時期,梁楷等畫家的作品經歷了從宗教性繪畫到鑒賞性繪畫,從禪寺的莊嚴場合到個人空間的賞玩場合,從傳統裝飾模式到新形式這樣的轉換過程,實際是新舊文化、新舊政權爭奪所產生的結果之一。它是武家勢力出于政治權力的考慮,是培植新文化的方式之一,從而使其成為展示權威的手段,從各方面強化足利一門的政治實權。
以武家獨占的封建政權,將以數百年貴族生活為據點的京都轉移到足利將軍的室町幕府。鐮倉時期、室町時代的繪畫在宋元尤其是南宋畫的影響下,勃興了以水墨為主的新繪畫樣式,即“漢畫”,也稱“水墨畫”,以此對應的“倭繪”則稱為“大和繪”。室町時期的水墨畫藝術,在內容上直接繼承南宋院體畫和禪宗業余水墨畫,出現了許多水墨畫大師,他們一方面繼承宋代繪畫,一方面結合本國傳統,在繼承和融合之間,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樣式,形成了中世武家社會的藝術,也形成了獨具特色、影響深遠的室町文化。
長谷川等伯用深淺不一的墨色描繪呈現彌漫在霧氣中錯落有致的松林景致,濃墨用以點皴繁茂的松樹樹冠,隨著整株迤邐向下,墨色層層漸變。遠景里的某些枝干僅用淡墨灰蒙成片,煙雨之氣用墨渲染而成,在略微泛黃的紙本上蔓延開來霧氣、灰霾、煙云以及煙雨相交的通透感
在“同朋眾”中,能阿彌、藝阿彌、相阿彌三代,在室町水墨畫的創作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們高超的繪畫技巧,很可能得益于大量接觸室町將軍家族所藏名畫的機會。根據當時的記錄,能阿彌是一位精通書、畫、茶諸藝的“明人”(意指有識之士),藝阿彌和相阿彌則被喚作“國手”“國工”。人們對這3位的評價之高,可見一斑。能阿彌的《白衣觀音圖》運筆為牧溪風格,線條硬挺而嚴謹。其筆法和墨法來源于宋代文人繪畫,結合了日本式的構圖和情調,開創了阿彌派的獨立風格,推動了水墨畫的日本化進程。
中(zhong)(zhong)證(zheng)(zheng)網(wang)(wang)(wang)聲(sheng)明(ming):凡本(ben)網(wang)(wang)(wang)注明(ming)“來(lai)源:中(zhong)(zhong)國(guo)(guo)證(zheng)(zheng)券報(bao)(bao)(bao)·中(zhong)(zhong)證(zheng)(zheng)網(wang)(wang)(wang)”的所(suo)有(you)作(zuo)(zuo)品(pin),版(ban)權均(jun)屬(shu)于中(zhong)(zhong)國(guo)(guo)證(zheng)(zheng)券報(bao)(bao)(bao)、中(zhong)(zhong)證(zheng)(zheng)網(wang)(wang)(wang)。中(zhong)(zhong)國(guo)(guo)證(zheng)(zheng)券報(bao)(bao)(bao)·中(zhong)(zhong)證(zheng)(zheng)網(wang)(wang)(wang)與(yu)作(zuo)(zuo)品(pin)作(zuo)(zuo)者(zhe)聯(lian)合(he)聲(sheng)明(ming),任何組織(zhi)未(wei)經中(zhong)(zhong)國(guo)(guo)證(zheng)(zheng)券報(bao)(bao)(bao)、中(zhong)(zhong)證(zheng)(zheng)網(wang)(wang)(wang)以(yi)及作(zuo)(zuo)者(zhe)書面授(shou)權不得(de)轉(zhuan)載、摘編(bian)或利用(yong)其(qi)它方(fang)式使用(yong)上述作(zuo)(zuo)品(pin)。凡本(ben)網(wang)(wang)(wang)注明(ming)來(lai)源非中(zhong)(zhong)國(guo)(guo)證(zheng)(zheng)券報(bao)(bao)(bao)·中(zhong)(zhong)證(zheng)(zheng)網(wang)(wang)(wang)的作(zuo)(zuo)品(pin),均(jun)轉(zhuan)載自其(qi)它媒體,轉(zhuan)載目(mu)的在于更好服務讀者(zhe)、傳遞信息之(zhi)需,并(bing)不代表本(ben)網(wang)(wang)(wang)贊同其(qi)觀(guan)點,本(ben)網(wang)(wang)(wang)亦不對其(qi)真實性(xing)負責,持(chi)異議者(zhe)應(ying)與(yu)原出處單(dan)位主張權利。
特別鏈接:政府部門交易機構證券期貨四所兩司新聞發布平臺友情鏈接版權聲明
關于報社關于本站廣告發布免責條款
中國證券報社版權所有,未經書面授權不得復制或建立鏡像 經營許可證編號:京B2-20180749 京公網安備0-1
Copyright 2001-2018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證券(quan)報社版權所(suo)有,未(wei)經書面授(shou)權不得復制或建(jian)立(li)鏡像
經營(ying)許可證(zheng)編號(hao):京(jing)B2-20180749 京(jing)公網安備0-1
Copyright 2001-2018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All Rights Reserved